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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訴訟中的證人證言:從一件高等法院爭訟案看香港訴訟中的證人證言制度

January 02, 2014  |   Posted by :   |   香港法院訴訟   |   2 Comments

在香港訴訟中,證人證言(包括當事人自己所作的證供)是十分重要的證據。而證人是否可信,則是證人證言被採納的關鍵問題之一。本文探討香港訴訟中證人的可信性問題,以及與中國證人制度的區別。 案例:公司股东诉讼 今日在研讀一個香港高等法院公司爭訟案。大概事實是,兩人在香港設立一個控股公司,在內地開展業務。其中一個股東為中國某著名律師事務所的管理合夥人(股東A),另一股東是外籍人士(股東B),兩人各占公司一半股份。公司業務發展很快,但兩人對公司在管理方面產生爭議,導致訴訟。兩人都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,因對方股東的行為構成對自己的不公正損害(unfair prejudice), 無法與對方共同經營公司,請求法院判決將對方公司的股份以法庭評估價格賣給自己。 雙方都向法庭提出了對方的不公正損害的行為的具體表現,並都親自出庭作證。結果,法官認為,股東A在法庭上所作的證言完全不可信,而股東B所作的證言則是可信的。由此,法庭決定采納外籍人士一方所述的事實,認定股東A對股東B存在不公正損害行為,判令其將所持股份賣給股東B。此案幾經訴訟,包括上訴及關聯訴訟。由於證據問題(包括證人的可行信及證言的采納)屬於一審法院的權限,不在上訴法官審查之列,因而一審對證人證言的可信性的認定沒有被推翻過,這也成為本案認定不公正損害事實的的主要依據。 看看法官是怎麽看待證人的可信性的。法官認為,(1)根據案件的事實,當兩股東有爭議時,股東A多次通過不正當的方法去威迫對方就範,而不是通過法律途徑解決,這對於律師來說是一種比較異常(remarkable)的行為方式. 法官據此認為他不是一個可信的證人;(2)股東A在法庭所作證言,基本上屬於怎麽樣對案情結果有利就怎麽樣說,對自己不利的則一概否認,除非有書面證據的證明。法官據此認為,股東A不是一個誠實的證人,而另一方股東的證言相對客觀,予以采納。 对比:中国内地诉讼制度中的证人证言 這讓我想起在中國內地做訴訟律師時所看到的:中國的律師(或在律師指導下的當事人)在法庭上,對案情的陳述,除非有書面證據難以否認之外,基本都是怎樣對自己有利就怎樣說,即使後來被法官或對方律師盤問時出現自相矛盾,也往往一句“不清楚”、“記錯了”、“我是律師,對事實不太清楚”等托詞應付之,很少考慮律師的專業操守或證人的可信性。而中國的法官,也基本上不會去考慮證人(包括當事人)的人格(可信性)問題,一般都不會以證人的可信性作為采納或不采納一方所述事實的根據。究其原因,中國的證據法律體系中,是沒有證人可信性的這一概念及其評價標準的。也許正是因為這樣,中國律所合夥人股東用其慣用的中國律師的思維方式去處理本案件,而沒有註意到香港證人證言制度的特點,特別是與中國大陸證據制度的明顯區別,從而導致他在以上香港案子中,馬失前蹄。 結論 在訴訟制度中,普通法系認定事實的方法,特別是證人證言制度,與中國內地差別很多。中國內地的律師在處理香港的訴訟事務中,如果沒有意識到這種差別,仍然用中國內地的法律思維處理問題,必然是要碰一鼻子灰的。   相關文章: 香港訴訟律師- 电邮诈骗诉讼的案中案及代理 在香港打官司-訴訟費用知多少? 香港離婚判決:內地和香港相互執行離婚判決的現狀 香港訴訟律師(香港大律師,或大狀)- 戴假發出庭訴訟的香港律師 香港訴訟律師: 香港法院執行內地法院判決的新發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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