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证人证言 香港诉讼律师:从一件高等法院诉讼案看香港诉讼制度中的证人证言在香港诉讼中,证人证言(包括当事人自己所作的证供)是十分重要的证据。而证人是否可信,则是证人证言被采纳的关键问题之一。本文探讨香港诉讼中证人的可信性问题,以及与中国证人制度的区别。

案例:公司股东诉讼

今日在研读一个香港高等法院公司争讼案。大概事实是,两人在香港设立一个控股公司,在内地开展业务。其中一个股东为中国某着名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(股东A),另一股东是外籍人士(股东B),两人各占公司一半股份。公司业务发展很快,但两人对公司在管理方面产生争议,导致诉讼。两人都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,因对方股东的行为构成对自己的不公正损害(unfair prejudice), 无法与对方共同经营公司,请求法院判决将对方公司的股份以法庭评估价格卖给自己。

双方都向法庭提出了对方的不公正损害的行为的具体表现,并都亲自出庭作证。结果,法官认为,股东A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言完全不可信,而股东B所作的证言则是可信的。由此,法庭决定采纳外籍人士一方所述的事实,认定股东A对股东B存在不公正损害行为,判令其将所持股份卖给股东B。此案几经诉讼,包括上诉及关联诉讼。由于证据问题(包括证人的可行信及证言的采纳)属于一审法院的权限,不在上诉法官审查之列,因而一审对证人证言的可信性的认定没有被推翻过,这也成为本案认定不公正损害事实的的主要依据。

看看法官是怎麽看待证人的可信性的。法官认为,(1)根据案件的事实,当两股东有争议时,股东A多次通过不正当的方法去威迫对方就范,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,这对于律师来说是一种比较异常(remarkable)的行为方式. 法官据此认为他不是一个可信的证人;(2)股东A在法庭所作证言,基本上属于怎麽样对案情结果有利就怎麽样说,对自己不利的则一概否认,除非有书面证据的证明。法官据此认为,股东A不是一个诚实的证人,而另一方股东的证言相对客观,予以采纳。

对比:中国内地诉讼制度中的证人证言

这让我想起在中国内地做诉讼律师时所看到的:中国的律师(或在律师指导下的当事人)在法庭上,对案情的陈述,除非有书面证据难以否认之外,基本都是怎样对自己有利就怎样说,即使后来被法官或对方律师盘问时出现自相矛盾,也往往一句“不清楚”、“记错了”、“我是律师,对事实不太清楚”等托词应付之,很少考虑律师的专业操守或证人的可信性。而中国的法官,也基本上不会去考虑证人(包括当事人)的人格(可信性)问题,一般都不会以证人的可信性作为采纳或不采纳一方所述事实的根据。究其原因,中国的证据法律体系中,是没有证人可信性的这一概念及其评价标准的。也许正是因为这样,中国律所合伙人股东用其惯用的中国律师的思维方式去处理本案件,而没有注意到香港证人证言制度的特点,特别是与中国大陆证据制度的明显区别,从而导致他在以上香港案子中,马失前蹄。

结论

在诉讼制度中,普通法系认定事实的方法,特别是证人证言制度,与中国内地差别很多。中国内地的律师在处理香港的诉讼事务中,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别,仍然用中国内地的法律思维处理问题,必然是要碰一鼻子灰的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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